一个外贸玩具工厂的命运：最后的

这个中秋节，齐光华难得地要在香港度过，所以，他看起来有些失落。“我还记得毛娃娃堆满库房的情景。”年月日，这个岁，开了几十年玩具厂的香港人对本刊记者说，“转眼间，它们都消失了。” 　　往年的这个时候，齐光华应该是最忙碌的，因为，他在深圳龙岗的万利来玩具厂要为“圣诞订单”赶货——万利来厂制造各种型号的 ，或者把这款全世界最闻名的卡通猫形象粘到礼品靴子上，货量常以千万只起计。 　　这些 通常呈现出一种明丽、清纯的形象，挽着精致的小包，头上戴着漂亮的蝴蝶结。然而，它们的制造者，在国际加工贸易利润链里的角色并不光鲜：年时，一个苹果高的礼品靴子，万利来给日本贸易商的供货价不到人民币元，在日本货架上的标价，以人民币计则超过了元。 　　尽管如此，为欧、美、日代工的生意，仍然伴随了齐光华将近年的光阴，从“香港制造”到“龙岗制造”，从春风得意到举步维艰。最好的时光已经逝去，齐光华，还有他的同行们，现在常常用“熬”字来形容劳动密集型工厂在珠江三角洲的窘况。最终，他们有些选择了留守，有的早已离开。 　　齐光华不再苦熬了。两个多月前，他正式结束了万利来玩具厂，遣散了工人。从此，这些可爱的 不再会在深圳龙岗出生。齐光华说，当他看着废品公司的工人进入他的厂房，把机器砸卸成废铁变卖时，心痛立刻涌上了他的心头——“但是，我真的看不到可以继续下去的希望”。 　　香港向北 　　齐光华的办公室位于香港九龙湾—— 一个曾经以“轻工制造业发达”著称的地区—— 一栋老旧的工业大厦里。楼层空空荡荡，让三只一米高的 娃娃显得特别惹眼。它们摆在电梯间，齐光华的贸易公司的门口，成为了生招牌、活名片。 　　齐光华曾在这里办厂近年。他早年读的是纺织专业，又有日本领事馆学习的经历，这些都促成了他挽起衣袖。不过，他入行时的年，香港的工厂已经有了北迁的苗头，“所以，企业注册处对我说，人家来(登记)多数是关厂，你还开？” 　　当时的九龙湾，很像后来的深圳龙岗，简建的厂房四处可见，货柜车颠簸在坑洼的水泥路上。齐光华的玩具生意就从这里开始。他以港元一平方英尺的价格买下半层工业大厦，和太太一起雇佣工人，敲打一些专供出口的玩具。 　　“我们这一代香港人做厂，个个都是‘-’(指早上点上班，夜晚点下班)，老板和工人都是这样。那些年，足够的勤奋和节省就意味着发达。”齐光华回忆道。他和太太还曾去纽约、纽伦堡等地参加玩具博览会，在贸易杂志上打广告，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出口的中间环节。 　　一开始，齐光华瞄准的是“需要技术能力”的电动玩具，比如能冒烟的电动火车。这种玩具，一个车身出厂卖多港元，车头能卖到六七百港元。随着工厂的发展，齐光华后来又做起了植毛吹塑玩具，另一个稍带技术门槛的品种。 　　在年代，珠三角的出口加工业才刚刚起步。香港的玩具厂家面临的竞争，要比今天小多了。齐光华说，当年在制造、出口的生意里，他能赚到%以上的毛利，与中间商相比毫不逊色。 　　然而，开厂几年后，齐光华便感到了向北迁移的压力，因为他已经请不到，或者说请不起合适的工人了。进入年代，香港制造业里熟手工人的工资已在向位数靠拢，而香港开始严格实施劳工法例，更使工厂主们人心思动。 　　“有一次赶货，我组织工人加班。当时香港工厂加班要申报的，我却没有申报，劳工署来了六个人，守住工厂的各个出口，数加班的人数，每个人罚港元，罚我。”齐光华记忆犹新，“对比起后来的中国内地，这样的监管实在是太较真了。” 　　但对于把工厂从香港转移到深圳，齐光华依然犹豫了多年。齐是个谨慎的人，而他太太对“脱了鞋跟你谈业务”的内地官员也素无好感，但是，经营的压力最终还是把齐光华夫妇逼上了深圳，迁住到龙岗。 　　龙岗岁月 　　年，齐光华结束了香港的工厂，以元平方米、年期租赁了深圳龙岗的一片农田，建起万利来玩具厂。让他意外的是，居然有省市两级的主要领导出席了玩具厂的开业剪彩，为此，当地还紧急动员，在开业前一晚通宵清洁了整个地区。 　　在当时的深圳龙岗，齐光华见到了不少先来一步的台湾制造企业，譬如台湾工业村。在那里，他亲眼看见工人们被体罚，纹丝不动地站在烈日下。六七年以后，这类台资工厂成群地撤离，并转移到越南等地方，“因为他们不愿意改变军事化管理的作风”。 　　上世纪年代，来自内地的外来农民工持续地涌入珠三角打工，工厂主们只要在厂门外摆出招工告示，应聘者便会排队而来。作为投资者新丁，齐光华也打出了招工的招牌，与众不同的是，他为工人们准备了统一的蓝色工装，应聘者更加踊跃。 　　对于齐光华来说，如何把农民工迅速改造为熟手工人，是开厂初期最令人头痛的事情。除了技术方面的训练，生活和后勤上的管理也占用了他不少精力。譬如，他开厂第一年为食堂购入的不锈钢餐具，到第二年“悄悄地”减少了一半以上。 　　直到今天，说起当年“培训工人”的艰辛，齐光华仍然“心有余悸”：“熟手工人是最重要的，无论到哪一个地方开厂，你都得先想想，你还有精力从零开始，重新训练一批既有技术又好管理的工人吗？” 　　当然，这次迁移也给他带来了可观的回报。年，内地工人只要求大约到元人民币的月工资，而香港的熟手工人的月工资则超过港元。一些香港业界人士认为，当时珠三角工厂的毛利可以高达%，一个几百人规模的出口工厂，每年的纯利可以超过万元人民币。 　　好景当前，齐光华开始承接起毛绒玩具的业务， 也成为了万利来工厂的主角：通过缝制、充棉、粘缝挂件等流程，这些胖乎乎的娃娃在车间里一批批地产出。它们的布料由上海的工厂运来，广州的各种集贸市场，则提供了棉花和挂件。 　　蓬勃发展的制造业和供应链，是珠三角的增长引擎。很快，万利来厂就成为了龙岗最有名气的玩具厂之一，齐光华手下的工人逐渐过千，而在龙岗地区开厂的人也越来越多——当时的珠三角，遍地都是免税等优惠政策，外资厂到哪儿都备受政府欢迎，最高峰时，珠江三角洲曾经分布着超过家港资工厂。 　　各种数十工人规模的山寨厂，以及豪华的街道政府，在珠江三角洲各地纷纷出现了。 “就像曾经的香港，谁开厂都能赚钱，订单总是做不完。”另一个玩具商人，齐光华的朋友洪启辉说，“那时候在深圳开厂的人，很多都是坐公交车来的。” 　　在出口制造厂的黄金时代，为了提高收益，一些港资厂在年代下半期开始向龙岗北面的东莞转移。洪启辉旗下，工人数达的润田玩具厂便是其中之一。洪启辉也曾建议齐光华搬到东莞，但他并不愿意。 　　当时的齐光华，已经熟悉了龙岗，以及与万利来工厂打交道的各种官员。甚至，厂房门前的道路也被改名为“万利路”。齐也习惯了在这片工业街区的生活：他会在附近的粤菜酒楼解决午饭，而他的小轿车里，总是准备着一套出席各种场合的西装。 　　“珠三角的玩具厂，有的是‘大酒楼’，有的是‘大排档’，而我做的是‘私房菜’。”齐光华这样解释当时自己在行业里的位置。“大酒楼的菜谱广、价钱贵；大排档也能做很多菜，但价钱便宜，质量差。我规模虽然小，但专心做几个品种，价钱并不比大酒楼差，应该不会太难生存吧？” 　　“私房菜” 　　 就是万利来厂最有名的私房菜。 　　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 的秘密，但齐光华知道：一只正宗的 猫，其脸蛋上的胡须必定是不对称的，左边的比眼低，右边的比眼高；如果两边一样高的，便一定是山寨厂制造的盗版货。 　　齐光华说，日本客户对玩具的外形标准可以用“苛刻”来形容。相比之下，欧洲客户更注重质量，美国来的采购者，则喜欢在安全性上提要求。 　　从年开始，拥有 版权的日本公司旗下的贸易商，对齐光华的工厂开始了系统的考察。日本人带着设计、包装、印刷技术人员来到龙岗，经过两年的考察后，决定给万利来工厂一点点代工的订单，然后逐年增量，延续至今。 　　日本人的一丝不苟，给齐光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幸运的是，万利来工厂能够生产出日本人要求的标准尺寸的裁片，厂里的熟手工人，也被齐光华训练得能缝制误差不足一毫米的，能代表 形象的，标准的尼龙胡子。 　　从年开始， 逐渐成为了齐光华工厂里的主角。即便是今天，齐也不讳言自己对日本合作方的好感。他说，日本商人很重关系，他们总是把订单发给熟络的本国贸易商，然后再外派到像万利来这样的相熟的海外工厂手上。 　　为了巩固客户的关系，齐光华每年都会去日本。而日本市场和日元汇率的稳定，也让他找到了一个稳固的财源；他对日本的加工出口量逐年增加，最高峰时占有了 礼品市场的半壁江山，这也让他顺利扛过了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。 　　当然，和众多珠三角玩具工厂一样，美国才是万利来最大的市场。但齐光华心里不认为美国贸易商更好，因为后者经常挑衅供货商的尊严。有一次，一个来考察的美国人在他的办公室边拍桌子边谈价钱，“那种感觉，就当我是他的下属一样”。 　　对万利来工厂，美国人还有其它要求。齐光华回忆说，美国的贸易商要来工厂考察工人的宿舍，譬如每个房间睡多少人，厕所的环境如何。齐曾经很直接地回应这些问题：如果你要我给你这么低价格的货，你就别提这么多要求了。 　　总体上，来自欧、美、日的贸易商，在齐光华眼里是养尊处优而幸运的一群人。齐还记得，年以后，他开始为一个英国贸易商制造动物装饰品，这个商人后来对他称，自己每年只要跑一次亚洲，就可以把当年所有的经营成本给赚回来。 　　至年，被齐光华视为是自己，以及珠三角玩具制造业的黄金时期，直到年的“.”事件之后，来自美国的订单开始变得不稳定，他的工厂，还有很多珠三角的出口加工厂，才结束了春天。 　　转折点 　　年，齐光华一家办理了到加拿大的移民。但他把两个孩子留在别国以后，很快便回到了深圳。因为，香港政权交接对他的业务影响不大，而且“珠三角香港制造商的利润在年前后达到了高峰”。 　　甚至，年的金融危机，以及年的疫情，对万利来也没有构成实质的影响。世纪相交那几年，珠三角工人工资依旧低廉，原材料供应稳定又充足，因此，万利来的工人们虽然集体戴过几个月的口罩，但 从未中断过生产。 　　不过，国际贸易商们比过去变得更加精明了。在齐光华所在的行业里，出现一类被称为“汉奸”的人——那些被日本贸易商雇佣，专事在各厂之间比较出厂价格的中国人。之后，互相压价的工厂越来越多，例如那些愿意亏本接单(以出口退税谋利)的工厂。 　　年，齐光华工厂生产的 圣诞礼物，毛利率已经降到了%，但是，相比起当时行内大约%的平均毛利率，他的“私房菜”获利仍算丰厚。相比之下，那些“大酒楼”、“大排档”的生产线必须保持全线开动，以订单的规模来保持收益。 　　悲剧也随之发生了。年，由于在油漆中检验出铅超标，美国最大的玩具进口商美泰宣布大规模召回中国制造的玩具。这不但导致了当年两国政府和媒体的对战，也导致了张树鸿——佛山利达玩具厂老板的上吊自杀。 　　齐光华和香港行家们都认识张树鸿。在他们眼中，张是一个入行将近年的香港人，没有结婚，孤独而忧郁。据说，美泰当时要求张树鸿按照合同赔偿超过万美元，而“出事”的那批货，仅值数百万美元。 　　张树鸿的好友陈志伟(化名)觉得很难过。“(不超标的)油漆能贵多少？连纸皮箱都比它贵。”这个曾在齐光华的工厂附近继承父业，同样为美泰制造玩具的香港人说：“张把订单外派给其它小工厂了，但他没想到，小工厂换油漆了。这些人，连油漆的一点点小利也贪！” 　　事实上，在以规模换利润，工厂老板们拼命点头接单的年头，订单外派在珠三角是司空见惯的事情，但像美泰、这样的欧美日贸易商，却在订单合同中明确禁止这样的行为。于是，暗里把订单发往其它工厂的张树鸿，为这个哑巴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 　　年月，中国承诺停止含铅超标的相关产品进入美国，玩具厂们也被卷入了紧张的整肃运动之中：“出口牌照重办，货物全部送检，每个月多了几十万的检验费用。” 　　那是一个劳心耗力的秋天。齐光华的工厂生产的 ，也被要求送检“油漆含铅量”——尽管，这些毛娃娃根本不需要用到油漆。 　　雇工难 　　年，被很多玩具厂老板看作是行业淘汰期的开始。 　　这一年，人力和原材料成本“双提升”的话题开始被重点讨论，而出口欧美的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，则被形容为“年里几乎没有变过”。相应的，出口工厂关闭的新闻，也开始多了起来。 　　在龙岗地区，无论是对于政府还是工人，齐光华的工厂的吸引力，已经大不如前了。一方面，与风头正盛、新兴的台资电子工业园相比，万利来厂略显老旧；另一方面，当地政府已经把一些玩具厂列入了“高污染、低增值、高耗能”的企业名单，其中就包括万利来。 　　这一直让齐光华耿耿于怀。他还记得，三年前地方官员到万利来车间“促进产业升级”的场景。“我问他，缝制这些毛娃娃，你教我怎么升级？怎么高科技？你说啊？结果他半天说不出话来。” 　　实际上，在进入玩具制造业的初期，齐光华也曾尝试以机器提高生产率，甚至让工人们在流动履带边作业。然而，这些实验除了在个别工序上成功过，大多以失败告终。之后，他一直找不出非人力的办法，去代替熟手工人们的手和眼。 　　而工人们的际遇，开始逆转。譬如，对他们来说，工厂倒闭已不再是可怕的事情了。“一家工厂倒了，我可以到另一个工厂去。”曾在万利来打工的一个工人，来自四川的冉增前(音)对记者说，“在龙岗，找工作是小菜一碟。” 　　一些熟手工人的离开，让齐光华隐约感觉到危机。很多资深工人开始超过岁了，已到了回老家带孩子、盖房子的年龄。对于这些从业多年的工人，齐光华还在年分别赠送过金戒指，然而年以后，很多人他都挽留不住了。 　　齐光华发现，当年把工厂迁出香港之前的困境，又重新出现了：熟手工人越来越少，而那些新招募的工人，尤其陆续出现的“后”农民工，已不再是甘愿被罚站的一代——他们的工资比过去大幅增加，还会为了玩乐而夜不归宿。这些都让齐光华开始不适应。 　　“以前的工人都不拒绝夜晚加班，他们要寄钱回老家。这几年，年轻人都跟你谈薪水，谈假期，谈工作环境，想不做就不做。”齐光华说，“而且，现在以元招一个文员很容易，我出元招一个新工人却很难。” 　　事实上，最近几年，即使出价元月薪，想要在龙岗招到熟手工人，齐光华也很难如愿，这让他开始有些心灰意冷。雪上加霜的是，为了规避年实施的《新劳动法》带来的赔偿风险，齐还裁掉了一批工龄将满年的工人，并在工厂里掀起了一阵风波。 　　事实上，被裁的工人里不乏齐光华心中的“完美工人”——积极加班、有责任心、技术熟练。但《新劳动法》的实施，对出口工厂形成的巨大压力，却令行内裁员成风。结果，之后的几年间，“有订单但交不了货”的怪状也开始变得普遍起来。 　　迁移？ 　　年，齐光华的工厂出现了亏损，与此同时，珠三角超过一半的港资工厂开工率下跌到不足四成。像陈志伟这样，比齐光华小十几岁的港资富二代，干脆关闭了在万利来附近的工厂，投身到内地的房地产去了。 　　让齐光华陷入困境的，除了工人工资的持续上升，还有原材料价格飞速上涨，譬如，万利来所用的纱、棉花的采购价，年至今已经翻了一番。齐光华不得不对他的海外客户提出加价。为了说服对方，他还罕有地把所有成本列在一份详细的清单上，递到对方的眼前。 　　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。齐光华不时对朋友表达出沮丧。那段时间，他经常说：“做工厂真是很艰难。亏本那么严重，如果再亏两年怎么办？” 　　如同当年离开香港北上一样，为了摆脱困境，齐光华也考虑着把工厂转移到别的地方去。不过，他并不想去地方政府为他圈定的，大约公里以外的一个对位工业区。他认为，这种迁移没有意义；“不说重新培训工人的投入了，单算新增的运输费，谁都知道划不来。” 　　齐光华把搜寻的目光放在了整个东亚。从年开始，他与一众港资制造业的企业主们，开始在中国内地和东南亚各国考察，试图像当年北上一样，找到新的龙岗。 　　“我关心得最多的问题，就是各地的工资水平，劳工数量和质量，还有政府环境。”拿着这些指标，齐光华在内地走了一圈，却发现没有地方能完全契合这些指标。譬如，舟山的工人比较容易管理，但他们缺乏训练；内蒙古等北方腹地提供很多优惠政策，但他们的工人月薪水平达到了元…… 　　在东南亚，齐光华考察得最多的国家是越南。情况同样没有他先前想象的乐观：一些来自台湾地区、日本的劳动密集型工厂早已进驻这里，这使得近年来海防和胡志明市的熟手女工的月工资，已从约美元迅速上升到超过美元。 　　并且，在越南，他可能还需要支付一些不可预知的成本。齐光华举例说：“曾经有个在海防市的港资工厂发生了罢工，老板不但要请政府派军队摆平，还得付出大笔的公关费。” 　　在东莞经营玩具厂的洪启辉，曾经在中国内地进行过多次失败的迁移。他觉得，珠三角的大部分玩具厂已经错过了向越南进发的最好时机。“现在，只有巨型的外资企业，才会在越南开厂，以规模抵消成本的上涨。” 　　在越南之外，缅甸和柬埔寨也曾进入过他们的考察范围。不过，虽然这两个国家的劳动力人口和越南相若，工资水平还很低，但一直扑朔迷离的政局，却让他们选择了观望。而在观望之中，齐光华的迁厂计划，渐渐地变得不现实起来。 　　告别！ 　　即便找到理想的迁移地，齐光华仍然要跨过最后一道关键的槛：谁会像他年轻时那样，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地方，做一个开拓者？毕竟，他已经年过六旬，而他的子女在海外生活多年，并不愿意接他的班。 　　年春天，在香港、深圳开厂年以后，齐光华作出了结束万利来玩具厂的决定。让他最终下定决心的，是地方上的游说——工厂所在街道的地方官员找上门来，希望以适当的补偿，令他提前结束当年在龙岗签下的年土地租约。“他们知道我们撑不下去了。”齐光华说。 　　“我跟大家说，这两年工厂一直在亏损，我不知道怎么支持下去。”月底，齐光华在厂里开会，向工厂的中高层职员宣布了这个决定。“我们没办法找到工人，长期缺几百人，我没法做下去。” 　　消息很快也在车间传开。即将被遣散的玩具工人，大部分没有对工厂表现出留恋。几个月后，齐光华在工厂附近的大酒楼摆了几十桌散伙饭，向所有人表示感谢，然后，有些在工厂里工作了超过年的老员工，走到他身边祝酒，并拥抱了他。 　　告别龙岗的，还有齐光华昔日的合作伙伴们。一个长期与齐光华打交道的英国公司，已经把采购的渠道伸展到越南，而授权生产 的日本贸易商，则在齐光华的帮助下，准备把生产线转移到江苏的北部。 　　齐光华说，在玩具这个行当，全世界大概有家左右的大型中间商，“这些国际贸易商大多数都是现实主义者”，“他们以后会去越南，会去印尼。毛娃娃不是什么高精尖，只要有足够数量和足够廉价的劳动力，哪里都能生产出来”。 　　不过，齐光华的朋友洪启辉，仍选择在东莞坚持。洪启辉对本刊记者说，他在等待玩具制造业这个大森林重新实现生态的平衡。他一直在想各种办法改善经营，譬如把规模较小的订单外发到珠三角之外的小厂，又或者，能否用技术和机械替代更多的人力。 　　月，万利来正式关门。之前的几个月，齐光华亲自到车间，监督着最后批次玩具的生产，这也让他有机会和一些员工进行最后的合影留念。这个工厂不但生产过 ，还制造过其它各种姿态各异的动物玩具，齐光华特别喜欢提起的一款，是展示“克林顿被狗叼住内裤”的玩偶。今后，生产它们的工厂，或许永远将不在龙岗，在深圳，在珠三角，乃至在中国出现。 　　月，万利来玩具厂的招牌已被拆卸。昔日的厂房，被当地村委分割并零星出租，有的租给了还在龙岗寻梦的制造商，甚至是只有四五个工人的山寨小厂。“那里正等待着有房地产商来征地。”齐光华知道这片厂房最终的命运，“对这片地区来说，这算是最后的财路了。”(记者何慧峰对本文亦有贡献) ..<>看完这篇纪实文章，真觉得心酸。这是很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情况，尤其是在现在的企业环境中，人力成本、材料成本的提升及竞争对手的争夺都使企业面临着极其大的挑战。经营者稍不留神就会失败。 非常好的文章，让后来者能真实地看到曾经辉煌的企业逐渐没落的经过，并从中获得启发。<>其实印象深刻的还是那句：出现了一些 ”走狗在工厂之间比价。为何我们比价不往上比而是往下比？ 早晨也是在凤凰网上看到了这篇报道。 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~<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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